公法之债的债权人往往享有私法之债的债权人所没有的种种特权，例如公法之债产生争议或得不到履行时无需借助司法机关而自行实现其债权的强制执行权（自力救济），以及相对于私法之债的优先受偿权。发端于1919年德国《租税通则》第81条“税收债务关系说”的税收之债是公法之债的典型，世界各国在税法上规定滞纳金的理论根据也正基于此。
现实中屡屡出现的巨额滞纳金案例无疑是将手段作为目的，从而异化了滞纳金制度设置的初衷。可是，“在与刑事罚的关系上，执行罚的过错罚款数额必须与之均衡，这样的话，与刑事罚相比较，被认为抑制效果甚微”。170.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日本《行政执行法》被废止后执行罚制度的式微，仅在《防沙法》第36条中规定了执行罚制度，作为确保不履行作为义务的替代方法是刑事罚的广泛导入。
对于信用卡的违约金并不应该如此无限制的计收，而是有期次或数额限制的。例如，我国台湾地区中国国际商业银行信用卡的违约金限三期收取，即“延滞个月当月计收违约金150元（新台币），延滞第二个月当月计收违约金300元，延滞第三个月（含）以上者每月计收逾期手续费600元”；汇丰银行信用卡的违约金也是多收取三期，即“以当期账单累积金额中之消费金额及预借现金金额扣除持卡人于当期缴款截止日止已偿付之账款后之金额，按2.5%计算。惟持卡人违反前开付清当期应缴金额之约定连续三期（含）以上者，其应付之违约金，以三期为限”。美国对于信用卡延迟费的收取没有期次限制，而是定额的，即大多数主要的发卡行收取的延迟费从15美元到39美元，在2005年，信用卡延迟费平均收取37美元实际上，这也是合同法理论中违约责任的可预见性规则的运用。
对于大陆地区发卡行之所以不将滞纳金改为违约金的原因，笔者将“不惮以坏的恶意来揣测”。固然，目前中国的信用状况不尽如人意，而“无论在法的基本原则上还是在法的实际运用中，均有一个明显的倾向，即，与基于国家机关主导权的刑罚或行政手段相比，基于私人主导的可利用的其他强制性手段被严重忽视”。因而，对于信用不彰的持卡人运用行政法上滞纳金的“督促履行”功能实现债务的履行，而试图摆脱合同法私人实施不力的状况，似乎是值得宽宥的。但是，即便是行政法上滞纳金的运用也是要考虑必要性原则，而不是仅仅采用其“驴打滚”式的自我增殖功能，对持卡人的财富进行明火执仗的抢掠。所以，信用卡滞纳金存在的解释就是：发卡行试图利用行政法上滞纳金的“督促履行”功能牟取暴利，而不愿意在违约金的名义下去践行基本的商业道德—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