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把清代末年作为古籍的下限要比1840年作为下限来得合适。当然，这个下限仍旧是粗线条的。即辛亥革命以后的著作如果在内容或形式上沿袭前此的古籍而并未完全另起炉灶，如对古籍所作的旧式校注或旧体诗文集之类，一般仍可划入古籍范围。采用新体裁对古籍所作的研究或注释，才不叫古籍，而算作对古籍的整理研究。 中国的古籍在数量上以用汉文撰写的为多。此外，还有用满、蒙、藏、彝等兄弟民族文字撰写的，也是中国的古籍。只是因为整理这些用兄弟民族文字撰写的古籍需要另外一套专门学问，在方法上也和整理汉文的不尽相同，因此通常所谓整理古籍只限于汉文的古籍。
春秋末战国时编定撰写的经、传、说、记、诸子书等是古籍的上限。下限则一般划到清代末年（这和史的分期有所不同），广义的下限是：辛亥革命以后的著作如果在内容或形式上沿袭前此的古籍而并未完全另起炉灶，例如旧体诗文集、对古籍所作的旧式校注之类，一般仍可以划入古籍范围。
珍本与善本的界定，历来为版本鉴定学者所争论。宋效先老师曾在1987年发表论文指出：“珍本是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之本，善本是凡内容有用，流传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学术或艺术价值之本。”而在李致忠老师的观点中认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和词汇中，“善本”就是珍贵的、值钱的、罕见的传本，这实际上是以“珍本”概念替代了“善本”的含义。
中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殷商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