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殷商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
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中国早的书，早的古籍。《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早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被公认为古籍。
中国图书事业随社会进程发展，春秋时代图书性质偏向官方档案，战国时代，图书转成传播知识的媒介，也开始有了私人藏书。
秦始皇统一中国，推行“书同文”政策，将部分私家藏书移入宫廷及政府机构后，进行焚书坑儒，是中国图书发展的黑暗时期。
汉兴，图书事业又慢慢恢复过来。
到了隋唐，受科举制度的影响，传钞写本书极盛，官家对图书的整理达到高峰；雕版印刷术也应时而生，中国图书事业迈向全新的局面。
然而,水火之事,防不胜防。如唐初大图书散佚事件，就是隋代在洛阳的藏书副本多达8万卷,李世民荡平王世充时,只剩下8000余卷了,下令由宋尊贵将所获图书,昼夜用船载监运至长安,可惜运书之船在“西致京师,经砥柱舟覆,尽亡其书。” [12]
两宋是中国图书业发展的重要时期，编书、刻书、藏书风气大盛，官府、私家、坊间三方面编印书籍并行。
明、清两代，朝廷则以雄厚的财力、物力与人力，主导编书事业，二十世纪初，西方印刷术传入，中国图书事业遂迈向另一全新阶段。